5月22日，湖北路三号室内，一片狼藉。
还未等戴冰天反应过来，陈自强一个蝎子摆尾就扫倒了他。躺在地上的戴冰天还想举枪反抗，却被单腿支地起身的陈自强，向前一扑，一肘击断了咽喉，顺势夺去了手枪，又对着他的脑袋开了一枪。门外的巡捕听到枪响，纷纷对着门开枪，而陈自强早已躲在门垛后面，顺着墙根绕到了室内。
刚在室内站定，门被撞开了。几名巡捕不顾躺在地上已经气绝的戴冰天，就向室内冲，带头的不是别人，正是公董局副警监赤木一郎，他本来在附近监督此次行动，看到谭少良被人狙杀，害怕功亏一篑，立即从藏身的车内钻出，前来指挥众巡捕闯进院内抓人。也是他根本不顾及门内戴冰天的生死，命令门外的巡捕对着门开枪。
赤木一郎带领几名巡捕闯进来，躲在室内的陈自强迅即连续扔出了两颗手榴弹。赤木一郎不愧是日本剑道传承人，一个回旋踢，同时伸出手掌，靠着身体旋转，脚踢手拍，居然将两颗手榴弹全都送到了门外。看到此人如此手段，陈自强暗暗佩服，如果不是此刻千钧一发，大敌当前，他一定会为这一招叫好。
手榴弹爆炸的威力让谭少良和戴冰天的尸首血肉横飞，街上看热闹的路人也有几名被炸伤。就在两枚手榴弹爆炸的同时，陈自强又扔出了一颗，这下赤木一郎纵有通天掣地之能，也无能为力。无法保护那些巡捕，但功夫高超的他自保还是绰绰有余，只见他一个后空翻跃过几名巡捕，登时向大门外飞奔，就在他跑动的瞬间，手榴弹在他身后爆炸。
可怜几名巡捕，死的血肉模糊，伤的缺胳膊短腿，血污满身，躺在地上痛苦的哀嚎。而室内的陈自强早已通过潘先生提前告知的撤退路线，从后门撤到一个巷弄，不慌不忙地走到了河南中路，乘上电车，向第二跑马场的方向驶去。
此时湖北路三号门口，侥幸捡了一条命的赤木一郎，气急败坏，蓬头垢面的他，双手握拳，疯狂地连续嘶吼着：“八嘎！”命令赶来的巡捕，去梅机关通知南造洋子带宪兵前来清剿，对可疑人员格杀勿论。
湖北路三号相邻的两处院落内的人家，当天就死于日本宪兵的刀枪之下，而后那些早已丧失人性的日本宪兵一把火把三处院落全部烧光。此一役，陈自强一石二鸟，让沈清醒趁机狙杀了谭少良，而自己杀死了叛徒戴冰天，同时亦炸死了六名巡捕，炸伤五名。
第二天一早，站长陈恭湃斜躺在一辆黄包车上，赶往农民银行军统上海站的路上，听到报童门叫卖着：“号外，号外，昨日下午三点，湖北路血案，八死五伤......”
陈恭湃踏了踏黄包车的脚铃，车夫立即停下，他招手叫来报童，掏出一张法币买了一份报纸，让车夫继续前进，他坐在车上志得意满地将报道看了一遍。到了单位，他扬着手中的报纸，对着办公区内的众特工说道：“同志们，陈队长和沈处长干得不错，一石二鸟，让汉奸和叛徒毙命，中统还是不行，关键时刻还得靠我们军统。”
大家听后纷纷鼓掌庆贺，而办公室内的陈自强却一点也兴奋不起来。上班路上他也买了报纸，看了报道，此刻他在进行深刻的反思，是自己设计一举刺杀了汉奸和叛徒，但使无辜百姓遭了殃，财产受到了损失，这样的刺杀值得吗？
五月二十三日，南市日晖港码头，这里是军统行动大队的秘密驻地，一间隐蔽的办公室内，陈自强坐在一部电台前，熟练地发送代码。
这是一串直发重庆戴老板的代码，是他在办公室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这串代码比较长，陈自强已经持续发了十分钟了，他是要直谏戴老板，请其考虑并下令给全国军统站，停止对官阶比较低的日本间谍和伪政府汉奸及特务的刺杀，以免日、伪抓不到负责行动的军统特工，而拿上海的普通市民报复，致使无辜百姓丧命。
陈自强还建议将刺杀目标转移到日、伪军军官身上，尤其是那些掌握军队和国家机器的日伪军军官和掌握舆论阵地的宣传部门负责人，他们直接或间接地持续侵占我国国土。特别是伪军军官他们率领伪军助纣为虐，成为侵略者的帮凶，而那些掌握舆论阵地的亲伪政府的报刊，他们鼓吹曲线救国理论，为侵略者涂脂抹粉。此类人等，罪大恶极，而相较起来，那些小角色不过是疥癣之疾。为治理疥癣之疾而给侵略者和伪政府以口实，让百姓误解军统刺杀这些汉奸的目的，以至于被民意反噬，得不偿失。
陈自强发完之后，取下耳机，静静的等待，半个小时后，电台的绿灯闪烁，陈自强戴上耳机，拿起一支铅笔，在电报纸上认真记录代码，然后取下耳机，找出密码本，根据数字所在的页码，行数，找出文字所在的位置，摘录出来。最终显示是，重庆局本部同意他的建议，并将建议转发全国军统站，参考之。陈自强将电台收起来，放入一台文件柜后面的壁橱内，然后又将文件柜复原，表面看去就是一间码头上运输公司的办公室，事实上是接受重庆军统局本部和上海站双重领导的行动大队。
彼时上海站行动大队比较特殊，从行政上，隶属于上海站。实际上主要是戴老板的管辖多一些，很多命令都是他直接从局本部下达，并且行动组的人事和大部分经费，也都是由重庆局本部负责，所以他们有电台直连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