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沙家浜太平桥镇江南抗日义勇军驻地，欢声笑语。
水生和胡传魁带领部队到了镇上的驻地，军部炊事班已经准备了饭菜，两支队伍的队员聚集在一起联欢。队伍中很多人都是同乡，有的还是没出五服的兄弟，大家聚在一起开心地唱歌，表演节目，气氛友好而热烈。
兴高采烈的胡传魁举起酒杯，对参与聚餐的指战员和战士们大声说道：“同志们，我带领的队伍再一次加入新的江抗东部司令部，我们要和原来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一起，共同抵抗日军，保家卫国！”
自此之后，胡传魁转变了态度，为了让他尽快融入组织，上海中央特科特别指派陈自强经常与胡传魁通信往来，了解他的思想动态。在陈自强的规劝下，胡传魁将自己两年前在陈自强的秘密帮助下，劫掠来的日军的装备，也分出来一部分给新成立的江抗部队。江抗水生部的物资到了一定的充实，这对于刚刚组建的新江抗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事实证明团结争取胡传魁，扩大了统一战线，对沙家浜地区，尤其是阳澄湖周边的区域坚持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
此时在国际方面，随着罗斯福、邱吉尔第二次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对德、日作战计划。太平洋方面的战况，对日本侵略者极为不利。缅甸方面不仅是英帕尔，而且北缅作战也不容乐观。由于受到盟军和我远征军东西两面的压迫，日本的领土与其所占领的中国南方及东南亚的要地的联络都将被切断。
日军为了挽回颓势，派外相和高级官员来华，督促汪伪NJ政府主动寻求机会和CQ国民政府进行会谈，制造日本和CQ国民政府直接会谈的机会。他们希望以J总裁为首的中国政府采取善意中立，妄图使英、美在华军队撤退，进而欢迎J总裁回南京建立统一政府，日本也干涉中国的内政。看到国际大环境有利于自己的CQ国民政府顽固派，又开始执行其错误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主动对各根据地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挑起争端。
为了统一战线不被破坏，不给日军可乘之机，国民参政会主席团向大会印发了国共谈判双方来往的七个文件。但CQ国民政府顽固派完全不予理睬，并以四个师、七个纵队向我新四军进犯，还令陇海路之部队由北向南，津浦路以东之部队由东向西，企图合击新四军主力于萧永地区。事先得到消息的陈自强和妻子李如冰配合，将情报透露给了上海中央特科，我新四军奋起抵抗，彻底破坏了敌人的阴谋。
为了集合更多的反动派势力，远在重庆的军统局本部派六名特派员来到江南地区，以高官厚禄收拢这里的忠义救国军残部，尚振彪亦在此次被派遣的特派员当中。为了避免新四军阻挠，此次是秘密派遣，但尚振彪出于对老上级的尊敬，还是通报给了陈自强，告诉他自己来到了常熟地区执行任务，陈自强多方面打听，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由于有特派员进驻，胡传魁的来信也断了，陈自强只得趁一次下班时，借故走进学校门口的文具店，将重庆秘密派遣特派员来常熟接触胡传魁的消息告诉店员，请他务必尽快向特科领导汇报。
拿着国军的任命状和黄金美元而来的尚振彪，很快见到了胡传魁，由于当年劫掠日军物资时，尚振彪曾在胡传魁的山寨中住过一段时间，胡传魁的这些下属和他相熟，所以很快和大家打成一片。而此时养成贪图财富、追求享乐的习性的胡传魁和他的这些属下，早就不满新四军“一切缴获要归公”“军民鱼水一家亲”“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政策，受不了严苛的组织纪律束缚的他们，虽然三次接受改编和收编，但称王称霸、土匪山大王的恶习难改，本来对新四军的纪律阳奉阴违的他们，在官位和黄金美元的攻势下，很快投奔到了国民D的怀抱，重新挂起了“忠义救国军”的旗号。
按照重庆方面的指示，胡传魁领导的“忠义救国军”与组织和新四军“江抗”、新“江抗”势不两立，为了避免陈自强暴露，中央特科命令陈自强切断与胡传魁的书信往来，以免这些书信落入敌手，致使组织遭受更大损失。胡传魁接受国民D的美元黄金和官位，又反了新四军，当起了“忠义救国军”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常熟城里。刁二魁和山田智美子得报后，彻底理解了胡传魁是一个立场不坚定、有奶便是娘的草头王。
山田智美子立即向土肥原贤二建议，令在南京的汪伪政府也采取同样的方式，拉拢胡传魁。一时间胡传魁成了香饽饽，面对汪伪政府送过来的任命状、美元也照收不误。但和欺压老百姓这么多年的汉奸政府勾连，毕竟名声不好听，所以忘记了杀子之仇的他，开始暗中与日伪勾结，先后取得了“江南行署保安第一团”、“京沪特务总团第二纵队”、苏虞昆“清剿”指挥所等番号，分别担任团长、队长、主任等职务。
胡传魁接受任命后不久，胡传魁就接到了日本人的命令，让他配合日军金井部队及伪保安军，共同对驻在太平桥的部队进行围剿。狡诈的胡传魁对重庆方面报称自己要主动进攻新四军，坚决扫清沙家浜的新四军江抗部队。此行正中重庆方面下怀，不仅为他加官进爵，还秘密给他送来了一万发子弹。兵强马壮的胡传魁，在十月中旬联合日军、伪军包围了驻在太平桥的江抗部队。
身经百战的水生率部奋力抵抗，无奈敌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