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句实实在在，首先从人的立场上来看待皇帝，这个编撰教材的人很会抓住问题的关键。
大概看了这么多，我发现这些教材，每个部分都有独立的主题。先从云中观的部分来看，他所提出来的诸多疑问，都用较大的篇幅来确立。比如前面说的东汉皇帝多短命，他一一列举，登基年龄，在位时间都详细说明。
再往下看不止这些。说完皇帝短命，话锋突然一转，立刻就是东汉皇宫的史官制度。如不是手中的教材，我至此还不知道‘兰台令史’是什么。更加悲催的是，以前我一直以为未央宫是一座皇帝与妃子们嬉戏的寝宫，现在总算明白了，原来那是藏书阁。
我记得看过一部电视剧，上面就有一群妃子和女眷在未央宫里兴风作浪，勾心斗角的故事。现在想起来简直就是狗屁，你误人子弟啊大导们。
所谓‘君举必书’，记载皇帝言行的史官在春秋时期就有，尽管那时候的‘君’还不是皇帝，但是史官制度已具备雏形。教材中还提到董卓之乱给两汉的史籍文库带来毁灭性破坏，想要弄清楚东汉帝王们的死因，文献是不可能有了。
即使有，那些珍贵的文献资料也会掺杂水分。这是教材上写的，尽管史官制度完备，内史外史等等很多职位分工明确，但是所有关于皇帝言行，重大事件的记载，都不可能按照事实的真相来写。
这话我相信，司马迁就差点人头落地。想要做个实事求是的人，那就要做好死的准备，伴君如伴虎，是这个理儿。
尽管篇幅很大，但其阐述之后又归于空白，皇帝命短，究竟原因为何没有给出回答。到此我又不由怀疑，这人到底出于什么目的，来编撰这些教材。
首先想到的是这人的身份，提到东汉皇朝，很多人会以为那是远远的年代之前，封建社会的一部分。可是在我眼中，这个人能从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而且对当时的制度认真揣摩，能了解那么多的汉宫机构，这个人的学识就可想而知。
整部教材的口吻，让我觉得似乎是在辩论，列举出那么多事情，就好像是一个人与别人在争辩，措辞趋向于强硬。教材中提到了《太平经》，可并没有任何摘自《太平经》的文句。原因是写教材的人认为，包括敦煌遗书中的《太平经目录》在内，所有文本都非原件。
《后汉书·襄楷传》记载：汉顺帝时，琅玡人宫崇诣阙，献其师于吉所得神书，号曰《太平清领书》。教材中只认为此书才是原本，后世的诸多修撰很难保证与原本一字不差，所以连摘录一些文句的工夫都省了。
‘《太平清领书》是一本原始道教的典籍，很多学着认为它是研究古代语言学的文献。实际则不然，襄楷用不合明听来上表进言，足见此书在当时是被视为危害皇权统治的书籍。襄楷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对于危害皇权的书籍，他不会是一句不合明听就了事，他一定有自己独到的策略。
我们只注意到他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还不够，但凡能够位高权重的人，学识自然了得。《道藏》出现在明代，其中收录的东西都来自当时存世的典籍，虽只有五十七卷残本，但在其中已经说明，收录的有关《太平经》的内容，并非来自《太平清领书》，而是一本不知作者是谁的《太平经付文》。
根据汉桓帝延熹九年，襄楷在皇帝面前重提此事，当时他却改变态度，认为《太平经》是奉天地、顺五行的兴国广嗣之术。两次态度的变化如此之大，这其中也有问题。’
我滴妈呀！老兄你到底在说神马，这些问题和浮虚道观到底有什么关系！你这不是难为我呢吗。
等等！
脑海中提醒自己一下，不要乱了思绪！
前面的内容是史官制度，董卓作乱毁了西东两汉大部分正史文献，东汉的皇帝多短命，现在又说到了汉桓帝，当然他也短命，其中的重要的关联是《太平经》。
只能稍停一停，消化不了这么多东西。上面提到的书籍和人物，中间的联系肯定有。天知道‘干吉’是啥，但是教材上说他不是《太平经》的作者，若不是看到这句，我还以为那是一种食物。
神智当中开始猜测这写教材的人，总觉得这不可能是一个人写就，必须是很多人才可以。对于字迹，我研究不多，但能看得出来，这些字均出自一人，可这些记录下来的东西绝不是一人能够做得来的！
一个人能力有限，不可能在短期内查阅那么多典籍。光是研究一本《太平经》，就绝非一日之功，因为教材上写了，大多文献是来自敦煌遗书，而那些宝贵的书籍本就不在国内。想要做深入的研究，那需要走遍整个欧洲！
不知不觉生出一种假设，整套教材是由一个人笔录，而内容则来自很多人，由多人收集一人记录。这样就符合情理了，一个人来做收集工作，非时间允许而不可能。考虑到时间，也理所当然存在另一种情况，在216组建之前的很多年，这些有针对性的资料收集工作就开始了。
时间允许了，那么一个人就可以完成收集。
这又不对了，即使是时间允许，那这个人事先也要有明确的方向，就好比让我来做，即使脑袋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