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6日凌晨，陪都公安厅稽查处，灯火通明。
从昨晚八点，稽查人员将与侍从室的修理师张伦接触的间谍嫌犯带回到现在，所有的稽查人员都不敢擅自离开，一直在等待审讯室内戴老板的命令。
“好个大日本之花！还有吗？”
戴老板看完松井康城的供词，转头问身边的陈自强。陈自强急忙再去看室内临时加的一张审讯桌后的松井康城书写的供词，只见他在一张白纸上写道：从特高课训练班结束后，我先来到中国，因为面孔比较生，以流亡学生的身份先到南京，然后随着众多学生一起到了重庆。这次是我和智美子从训练班分别，将近两年之后的第一次见面。
看到这里，陈自强厉声问：“你们接触之后，你都见过谁？你们同伙还有谁？怎么联系？”
“我在重庆只负责为日本轰炸机提供轰炸目标，没有同伙。智美子到来后，我按照她提供的信息见过总统府总务处副处长桑良，侍卫李虎，还有她的师兄张伦。她会易容术，是千面人，都是她神出鬼没的联系我。”
陈自强看后本想拿起那张纸，没想到松井康城还要继续写，他写道：“我饿，根据日内瓦公约中对战俘的规定，你们不能虐待我。”
写完才停下来，放下笔，陈自强立即抽走了那张纸，交给了戴老板。戴老板一目十行，很快看到他居然大言不惭地提起日内瓦公约。不怒自威，冷冷地说道：“按照国际惯例，两国交战期间，间谍要立即处死！我们中国人是讲道义的，会让你吃饱饭。陈队长，去让人给他准备上路饭。”
“是，局座！”
当天凌晨，陪都公安厅稽查处陈自强处长，按照戴老板的密令，亲自带人将松井康城和几块石头一起装入麻袋，沉入嘉陵江喂了鱼鳖。接下来的日子他又带着稽查队员，全城搜捕这名会易容术的日本女间谍。以至于一段时间，重庆城的军警和宪兵对过往的女人，都要求“笑一笑”或者说一句“抗战必胜”才可以通过岗哨。一旦发现有大嘴、厚嘴唇和黄色龅牙的女人，立即抓捕讯问，搞得满城风雨，怨声载道。
亲日和南京伪政府的报纸则大肆诋毁和污蔑国府陪都的这种行为，渲染重庆J政府的军警和宪兵倒行逆施，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良家妇女，逼迫广大妇女同胞喊抗战口号。舆论使得军统局骑虎难下，而陪都警察厅稽查处的陈自强和队员们也是压力山大，对于120多万人口，每天还有从全国其他地区持续涌入的山城来说，寻找一个贴着人皮面具的日本女间谍，无异于大海捞针。但不得不承认这种手段是最有效最直接的排查方式。陈自强认为这样即使抓不到那名日谍，至少让她如过街老鼠一般，不敢轻举妄动。
“雾都一号”任务失败的消息，很快通过特高课中国课传到日本国内特高课总部，多田次男课长召集相关负责人开会讨论。木村一郎和早稻喜三一致认为，山田智美子不但任务没能完成，还致使潜伏在国府陪都CQ的日谍全军覆没，南京W政府的间谍也只余桑良一人未暴露。武断地认为她在中国作用不大，不如调回总部惩戒后另作他用，而垣上君男却不这么认为。
“多田君，我不赞同木村君和早稻君的建议，我认为智美子小姐的语言天赋以及祖传的开锁技能，足以使他在战事胶着的中国立足，而她所拥有的易容术则能让她更好的潜伏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且不会被识破。松井君为大日本帝国献身后，国府陪都没有我们的人，不如就让智美子小姐就地潜伏，继续为我们的轰炸机指引轰炸目标。”
多田次男听后频频点头，他觉得垣上君男的理由足够充分，遂命令早稻喜三向特高课中国课南造洋子发报，令山田智美子继续潜伏在重庆，接替松井康城的工作，同时征询她的意见，特高课总部将向陪都派驻木村一郎或垣上君男作为她的上级，重建陪都的特务组织，根据她对重庆以及特高课总部二人的了解，向总部反馈二人中何人可担此重任。
消息发出不久，《新申报》上连续三天刊登了同一则寻人启事，寻找曾在南京工作过的田美，自其离家后杳无音信，现父亲病危，念在父女之情请其速回南京见面。在战乱年间，人民流离失所，这种寻人启事时常出现在各大报纸上。但使人没想到的是，这则寻人启事却非同寻常，它正是特高课中国课南造洋子和山田智美子的联系方式，寻人启事中的“田美”即是山田智美子，而“父亲”则代指特高课总部。
5月2日，重庆临时政府大院里，一个看上去有四十上下年纪的妇女，正在默默地打扫路上因风雨吹动而掉落的树叶和桐花。她干活认真，话语很少，有点未老先衰，头发已经开始发白，走路时动作缓慢。
总统府保卫处的档案上是这样写的：
姓名：王由美。性别：女。出生年月：1896年8月9日生。
职业：总统府清洁工。
而在住址和生平一栏则写道：重庆沙坪人。1917年9月10日嫁给重庆市万寿街48号朱大才。改名朱王氏。文盲，无后。
亲属方面是近日刚刚记载的：其夫于1941年4月7日因病去世。
这个女人已经在这里工作三年了，她平时木讷少语，但偶尔有人问路时，她会停下来，操着地道的重